1982年，大病后康复的科塔萨尔、夫妇开启了一次冒失而超现实的公路之旅：驾驶面包车再次踏上从巴黎到马赛的南方高速，将原本只需7小时的路程拉长至33天。他们跳出时间之外，以文学和音乐为燃料，三餐吃诗歌，在高速公路缓慢前行，与休息站看不见的“恶魔”作战，用幽默的笔触讲述这段疯狂而特别的经历。在这次旅程结束的当年11月，卡罗尔·邓洛普逝世。这也成为了这对夫妻在最后的人生共度时光中留下的见证。但在旅途中的多个瞬间，他们不仅是旅者，更是宇宙高速的驾驶员。

　　《宇宙高速驾驶员》[阿根廷] 胡里奥·科塔萨尔 、[加拿大] 卡罗尔·邓洛普/著，庄妍/译，新经典·南海出版公司

　　像往常一样，实践会让任何过度自信的理论下地狱。在高速公路上，几乎每个人都全速前进，很少停下来小便或给车加油，最多在舒适的停车场休息一会儿，因此可以推测，这种缓慢得让人难以觉察、将一切颠倒过来的前行会大不相同：汽车不再重要，因为一旦它驶离某处，就将在下一个地方停车；膀胱或肠道的迫切需求不再是中断前进或者改变计划表的理由；休息区则变得比在吞噬驾驶员的空间中伸展的白色丝带重要得多。

　　我们在组织这次探险时已经预见了所有这些变化，但理论层面的进步无法让我们了解它达到了什么规模、有多丰富。我们的旅行才到第三天，日常生活准则已经让位给高速公路上的生活方式了。

　　我们主要的感觉：虽然刚经过枫丹白露，却觉得巴黎已经那么遥远，连马赛好像都没有巴黎遥远。时间啃咬空间，将其转换；我们已经无法想象这个站点和未来探险结束前的最后几个站点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区别。

　　更重要的是，公路的常规概念逐渐改变了，它曾经平淡和近乎抽象的功能被充满生命力的丰富存在取代：人群，山丘，在树木还算茂密之处上演的故事，几出让我们着迷的连续戏剧表演，而我们是仅有的观众。法夫纳，多年以来这条红色的龙曾在各国吞噬距离，现在成了一头温顺、静止的大象，每过十几二十分钟就可以平静地停在四条橡胶腿上。它并不认为这是坏事，恰恰相反，它似乎与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在旅行的每段路上都会支起它的橙色顶篷，把它变成一间适合居住、阅读和写作的小房子，这就像是它因为能将自己最好的东西献给我们而得意的信号。我们毫不怀疑法夫纳是第三位探险家，它赞同这种缓慢而意义深刻的前行，在它看来其他旅行太轻浮、太随意了，我们也认为那不是龙和大象喜欢的。

　　高速公路上的人经历了二次蜕变。我们对那些全速前进、只在极少情况下被三明治或厕所打断的生物作何看法？当然了，在驶过同样无聊的五十或八十公里后，我们的对话主题就只剩下：“看，又一辆比利时车，都过去五辆了。现在已经过去一辆德国车、四辆法国车、两辆瑞士车和一辆英国车。这个牌照呢？好像是保加利亚的。真奇怪，保加利亚，我第一次在这条路上看到保加利亚车。”还有卡车。“每天它们都变得更大更可怕，时速一百或一百一十公里，不尊重任何人。那些后面挂着车厢的卡车突然成了一条条鞭打你的蛇，超车的时候必须时刻注意保持距离，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你被它们超车，它们就像疯了一样。”

　　虽然背景环境没有发生任何改变，但对我们来说一切都改变了。我们不再观察公路，或者很少观察：现在一切都发生在站点，那里的卡车和汽车都慢慢地、几乎是小心翼翼地驶入，谨慎地在其他车旁停下。曾经气势汹汹的巨型平行六面体、名为保时捷的流星或之字形穿梭的雷诺，现在都像寻求爱抚的狗或是想吃剩下的沙丁鱼的猫那样，缓慢友好地匍匐着接近我们。但与本质相比这些无关紧要：物体寻找自己的位置，停下，人类从物体中走出来，在高速公路的无情比赛中这种事只会在理论上发生。一辆巨型卡车自称属于维亚勒运输公司——总部设在佩里戈尔地区的蒂维耶，它像一只蓝白相间的可怕恐龙一样以一百码的速度超过我们，把平静的法夫纳吓坏了，而此刻车门处伸出一双腿，一个金发的年轻人下了车。他看到我们离得如此之近，向我们做了个友好的手势，然后愉快地走进小吃店，那里有牛排配炸薯条和令人放松的红酒等着他。那辆高傲的梅赛德斯从未离开为最高速度设置的左侧道路，此刻从车里走下来一对夫妇。车的两扇前门同时打开，就像一只奇怪的变异母鸡，一下生出两颗具有德国外观的鸡蛋。如此一来，物体都已得到妥善安置。站点是真实存在的空间和时间，这里的生物仍然拥有两条胳膊两条腿，而属于高速公路的机器一动不动，垂头丧气，在沉默和无助中死去。

　　关于站点里的昆虫种群和其他生态的思考，以及为其中树状植物群绘制地图的（渺茫）可能性

　　现实极具欧几里得几何特征，本次探险每天都在证明它有将自己塑造成各种形状的倾向，这些形状虽然无法被看到，但仍顽固地不断出现。当太阳像一颗巨大的黄色网球被比约恩·博格击发打进站点时，我们就去寻找阴凉处，热源—树木—旅行者的三角形关系在这里再次成立，未来它也会在这广袤领域的诸多站点上成立。

　　在那个三角形中，我们继续安装“花样恐怖”，让自己被过滤后的金色光斑、树叶的沙沙声和像我们一样精明的欧几里得式鸟儿所包围。一般来说，现在不是工作时间，就算是工作时间也可以再等一会儿，我们因此感觉这样的生活强度等于“什么事也不做”，这种感觉在如今的生活中被日益忽视，专家用一个简短而不祥的词语来包装它的后果：压力。在我们的三角形里丝毫没有这种危险，我们受够了巴黎，那里的危险等在门后。这里只有炎热、阴凉和树木，在植物水族箱的绿水中一动不动地随波缓缓航行。

　　我今天下午的这棵树没有名字，就像我所有的树一样；除了三四种树外——柳树、杨树、香蕉、橡树等等，我从来不知道怎么分辨它们的差别。这棵树中等大小，宽阔，五六层主枝干向外伸出，打造成蓬松的巨大树冠，我在树干脚下坐着几乎看不到巨大的树顶。微风难以吹动它的宽叶子，它只能感受到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这对它来说就足够了。但它并不孤单，我会一点一点地认识它，我的第一课是鼻子上的瘙痒，一条小虫从一片叶子上展开了它的丝之梯，刚在那里安顿下来，我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我想把它放到地上，打发它到别的地方去，可刚弄断丝线就看见许多其他的小虫也同样进行着天使一般的操作，它们顺着细不可见的梯子从树上降临地面。一场循环已经开始，一次蜕变即将到来，虫子离开会动的绿色天空，冒险进入下方等待它们的泥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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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时，我凑近观察才发现，这棵树的树干就像“世界树”一样，高处和低处之间运行着奇异的通道：在一侧，一队大黑蚂蚁向上爬行，直到它们在左侧第一根树枝上迷了路，而另一队蚂蚁折返下降，除了沿途被吃掉的食物，这段旅程好像没有给它们提供口粮。那只像佛教僧侣一样缓慢螺旋移动的蓝色甲虫被什么意图引导着踏上启示之旅？它消失在树干后面，又在高出几厘米的地方重新出现，按这个节奏，它会在两小时内爬到最高点，或许还会找到光明。一只蜻蜓刚刚发现了一种刺激的游戏：它从露天处飞进枝叶间，躲避障碍，从一侧穿到另一侧，同时在不同高度的树叶间上升、下降。它多飞了几倍的距离，玩得很开心，似乎除了强迫自己在计算距离时不要犯错误之外，没有其他目的。

　　那棵树孤独吗？我花了十分钟就发现它像一个生机勃勃的宇宙，就像小熊只花了一秒钟就发现她左腿某处被蚂蚁咬伤并发出一声惊叫，这件事把我们从冥想和“花样恐怖”里拽了出来，除了咒骂和笑声之外没有其他结果。但小熊纠结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蚂蚁要咬她？这个问题很合理，当这只小虫子爬过的小腿时，很明显没人打扰它，而突然间它出于某些深刻又未知的原因停了下来，将颚部皮肤。

　　现在说到了蚂蚁，我才意识到自己也已被蚂蚁入侵，于是未等待蚁方发表意见就将其移除了。问题还没有结束，此时我看到一支大蛞蝓军团正在地面最为阴凉潮湿的区域移动。我们赞美其陶土的色彩，但无可救药的拟人思维让我们给它们安上恶心、肮脏、黏糊和其他不公平的骂名。事实上它们非常漂亮，这些蛞蝓的前半部分光滑又有光泽，后背则像我们的巴西画家朋友比萨的作品那样，有着充满了各种小凹凸的表面，就像手工制品一样，虽然很难想象有一只手在蛞蝓背上创作，更不用说是比萨的手了。这群蛞蝓按习惯一毫米一毫米地前进，让人感觉它们去不了任何地方，除非行人和车辆即将毫无疑问地将其碾碎。但是我们又回到了拟人思维，因为蛞蝓比我们更清楚它们为什么会离开森林的庇护所来到站点，它们也如此天真而自信，可怜的小东西。

　　“你不该忘记那些蜘蛛。”卡罗尔对我说，我曾在加拿大向她咨询过一些有关蛞蝓的重要细节。

　　我有点遗憾地看着它，我知道门多萨的大蜘蛛和班菲尔德的小蜘蛛，但不管怎么样我还是把它扔得远远的，我永远不会对那些从一开始就在“花样恐怖”（它们一定喜欢上面的印花）和我腿上爬的小蜘蛛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和它们、瓢虫，还有无害的小甲虫关系都不错，苍蝇就一样了，但高速公路上很少见；马蜂和黄蜂也不行，哪怕被生态学家谴责，我们也得用纯杀虫喷雾驱赶它们。

　　“花样恐怖”有一根调节杆，可以让我们放下椅背小睡片刻。所以现在，我从下方直接看到了树，我的目光可以从一个平面上升到另一个平面，有点像蜻蜓，在微微颤抖的绿光中移动。这种抛弃、离开自己，以垂直之姿进入一个无法达到的状态已经足以让自己的一部分成为树，像树一样活着，不再像往常一样观看那棵树，“那棵”松树或香蕉树或栗树；“进入”它足以让我用另一种方式了解它，如果“了解”还有其他含义的话。现在我从多重的确定性中回来了，从昆虫和鸟类形状各异的世界中回来了（因为它们也在那里玩耍，就像黑色或灰色或红色的大象从树叶中经过，树叶遮蔽了几乎不可见的昆虫世界），我是这棵树，是一个边界难以想象的国家，重叠的飘浮城市由道路系统、吊桥、潮湿的树液通道、起飞着陆平台、蓝光湖、绿色缓流相连，自太阳砂沙漠、环线和大路通往树的最高处，终止于最后几片叶子颤抖的边缘，那是天空开始的地方。

　　绘制树国地图，为什么不呢？只需要一套精确的照片和将球体平面化的耐心，就像墨卡托一样，就像绘制港口地图的人一样，这里是北方或东方，这里是高处和低处，这里是这棵树上的珠穆朗玛峰和地中海。我想象着树的地图，它带有常规标志，蓝色、绿色和白色，标有水文、高度、地形信息，怎能不加上民族学（昆虫学和鸟类学）信息呢。我想象制图师在纸页上画出树的球形旋涡，画出从中央树干——树木高速公路——开始的路线，它的分岔通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又逐渐分裂出两条、四条、五十、两百、一千八百四十四条小路，随后迷失在数以万计的小径中，每条小径都在绿色的田野上，每片叶子都是土地的一部分，每片土地都有一个转瞬即逝的主人——它们理应如此，蚊子、蜘蛛、蠕虫、瓢虫，甚至那些更加难以察觉的微小生物，它们的名字只存在于论文中，但在这里、在这台打字机上，一只无穷小的动物形象时不时被描绘出来，它向按键前进，在边缘犹豫、后退，在你走神的第一秒钟就消失不见，接着就被遗忘，进入虚无。

　　是的，但经过数周的工作，那位制图师会满足于一棵树的地图吗？我想象他抬眼看向下一棵树，站点里所有的树，周围、全国、整片大陆、整个地球的树林。我想象他面临着绘制世界各大森林地图的任务：加蓬丛林、亚马孙雨林、加利福尼亚森林和黑森林。每棵树都是一幅不同的地图（而且转瞬即逝，但所有地图都是如此），是个人对道路、十字路口、通道和桥梁的一次发明。我知道这不可思议，但另一方面，没有葡萄牙或委内瑞拉的世界地图又有什么意义呢？

　　原标题：《科塔萨尔与妻子的最后旅行：他们不仅是旅者，更是宇宙高速的驾驶员 夜读·倾听》